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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天任:东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连载十)

第20章 多余的钱交给国家还是分给员工

  “洗脑”的是老板,被“洗脑”的是员工。企业主之所以能够对员工进行“洗脑”,把他的理念灌输给员工,而员工也能接受这种“洗脑”的基本条件是:这种“洗脑”不仅仅是简单地重复某些教条,而是要让员工得到实行这些教条的好处。一般来说,日本的老板还是愿意在分配率上作让步的,日本的员工也还是能够分享到公司效益增长所带来的好处的。笔者并不是说日本的老板就那么仁慈,天下乌鸦一般黑,追逐最大的利润是人的本能,世界上的老板都想尽可能地减小劳动分配率,日本老板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必须说明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比中国的私营企业老板更加敲骨吸髓的群体还真不多,日本的企业老板们即使在战后的那段困难时期内,分给员工的比例也比现在的中国老板们更高一些。

  日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政府给了老板们这么一个选择:多余的钱是交给国家还是分给工人?在两者之间只能选其一。用税收制度来迫使企业主提高劳动分配率,这样,老板们选择分给员工就很自然了。

  这个方法能够成功,关键在于能够执行这个税收制度,否则,制定制度很容易,但企业主们也可以通过贿赂等行为使其成为一纸空文。日本为什么能够维持这个税收制度呢?这是因为:日本从提高税收人员的素质开始,保证这个制度能够得到执行。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就实现了一套行之有效、让其他国家羡慕不止的国家公务员制度,说明治以后日本的成功基本在于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公务员班子也不为过。

  大藏省(现在叫做财务省)的公务员,被称为“公务员中的公务员”,是日本政府各个省公务员中最优秀的一批人。因为财务省手握最关键的财务大权,其他省的课长来了,财务省只要一个课员就能打发了,财务省的课长只和其他省的局长说话,有点“见官大一级”的味道。但这些高级公务员在考入财务省以后,首先是到各地去当税务署长,管收税。对于这些未来的精英官僚们来说,税务署长的经验除了可以让他们知道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理解社会的经济构造之外,对于税收系统来说,则是保证其公平有效的一个根本手段。日本的税收系统有时候会暴露出丑闻,但这些丑闻基本上都是负责帮助企业申报的那些“税理士”们在钻法律的空子,税收系统中的高级公务员们还没有出过问题,因为要收买他们的代价实在太高,所以没有人去动那个脑筋。

  适当的劳动分配率只是保持了一个分配总量,具体如何分配还是另外一个问题。大多数日本企业采取的是叫做“年功序列,终身雇佣”的分配方式,就是说,员工的收入和职位基本上按照进入企业的先后来决定,基本上能够保证每年升一点,到临近退休时才开始减低收入。

  这基本上就是以前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所谓“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对这种分配方式进行的改革。从上世纪80年代过来的人,肯定还会记得当时的理论界对于这种分配方式的铺天盖地的批判,即使是现在,这种“大锅饭”式的分配方式的形象基本上还是负面的。

  回过头来看日本,日本的这种分配方式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也同样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批判。那时,日本经济理论界基本上是把日本经济缺乏竞争力的根本原因归结到日本企业内缺乏竞争机制这一点上,而不少企业也确实做了抛弃这种分配方式的努力,起码在那段时间内“竞争理论”是主流,没有人敢和主流理论唱反调,最多默不作声。

  但就在那个时候,丰田公司站出来唱反调,公开声称决不放弃那时候已成为了贬义词的“年功序列”。在当时,大家对于这种反调都是很不以为然的,等到10年以后丰田登上了年汽车销售量世界第一的宝座之时,这个论争才算停了下来。

  这种看起来很不好理解的矛盾为什么能够存在正好说明了在企业经营和经济政策上没有什么万灵药,在一个地方或者是一段时间内成功的东西,换了时间或者场合就很可能只会导致失败。在中国造成原来国企生产效率长期低下,技术水平无法提高的“大锅饭”式的分配方式在日本企业的效果正好相反,这说明一种分配方式的好坏并不在于这种分配方式本身,而在于伴随着这种分配方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

第21章 风土很重要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生于淮南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为橘为枳和树苗本身没有关系,只取决于生长的风土。“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也是这样,取决于其生长的风土。这种分配制度的一个优点就是平等和安定,只要员工不犯大错,总能够指望一个和他人差不多的前景,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在一个“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下,员工能够大约计算出将来自己的收入,这样就能够进行结婚、生育、购房之类的“生涯设计”,反过来,家庭、子女、住房之类的生活压力和整个社会的年功序列,也迫使员工们只能寄希望于自己所就职的企业,这样,企业对于员工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能够领取维持现在生活的工资的地方,而是自己一生的寄托,企业和员工成为了一个生命共同体,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在这种正反馈的条件下,“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才能够发挥作用。

  而在中国过去的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模式中,企业是作为一个“单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社会细胞而存在的,作为经济细胞存在的意义很不突出。大家拿着同样的工资,所有的“单位”都是一样的工资,“干不干,三十六块半”。实际上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最要命的是: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工资被冻结,20年内没涨过工资,因为大家都被迫去干革命去了,没有了加工资的钱。在这种情况下的“大锅饭”只是一个低水平的平均,员工没有任何的希望,这样,劳动意欲下降也是十分可以理解的了。

  再生产的基础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不能做到高品质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就无法保证高品质的再生产继续进行。日本有着发达的制造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日本有一个和制造业吻合得极好的教育系统。

  日本的公立中小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社会提供更加通用,更加没有个性,同时也更加耐用的工具。制造业对员工的知识水平要求并不高,一般不会超出初中数理化知识的范围,所以不需要在课堂教学上花费更多的时间,这就是在中国人看来日本的公立中小学如此不重视智育的理由之所在。

  日本的中小学,特别是公立中小学,最注重的是各种体育运动,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方法,通过体育运动一来可以锻炼学生的体质,二来可以培养学生的团体意识。中日两国的学校里都有运动会,中国学校的运动会从项目上看就像一个缩小了的奥运会,运动会的进行更是像奥运会那样围绕着金银铜牌在转。虽然最后有各个班级的团体得分这一项,但几乎没有人去注意,大家注意的中心都是各单项的优胜者们。而日本学校的运动会自始自终没有个人表现的舞台,一般都是分成红白两个组进行集体竞争。这样的竞争不仅没有个人表现的舞台,反而使得学生们从小就知道了这样一个道理:“与其花时间和气力去提高本来就排在前面的那些人的成绩,不如花时间和气力去想法子提高排在后面的那些人的成绩来得合算。”

  日本学校从中学开始的体育俱乐部制度,也是这样一个使学生将来能够更加没有抵抗地融入社会的一种有效方式。这种体育俱乐部占用了学生们的大部分时间去训练比赛,但目的并不在于比赛的输赢,实际上是在把学生培养成一个“组织的一员”,这个组织就是他所属的体育俱乐部。

  这样,日本人在学校毕业以后进入企业时,对企业所要求的放弃自我以归属企业这个集体的要求不会有什么反感,因为那些从小学开始的教育和训练已经去掉了这些学生的“自我”,在无意识中把他们培养成了各种“组织”中的一员,离开了组织,他们就无法生存。也就是说,学生从学校毕业后进入企业,也仅仅是更换了一个组织而已。如果给他们以承诺、希望,这些人立即就会融入企业这个新的组织,为了这个组织而鞠躬尽瘁。

  这就是日本企业能够发展的内部原因,日本的经营者把这些归类于“企业体质”,在他们看来,所谓“经营”就是一个如何“增强企业体质”的问题,只要企业有了强健的体质,就能够应付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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