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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天任:东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连载二十三)

第38章 怎么会有广场协议?

  本文不讨论广场协议,但在1983年日美两国就通货问题开始谈判的时候,两国确实是在认真地想解决日本对美贸易不均衡的问题。美国人这么想是很正常的,日本不能战后40年了还靠在美国怀里吃奶,日本应该想办法启动内需。而扭转仅仅依靠出口的经济轨道也是日本政府的心愿,如果能在经济上不再受制于人,日本在政治上的发言力也可以得到增强。但是事情演变到最后,结果却是日本进入了长达二十几年的经济不景气,美国也发生了以次贷危机为标志的金融危机,而且最让广场协议的当事者郁闷的是,凭空出现了一个他们最不愿意看见的经济大国——中国。

  广场协议的当事国们都犯了错误。美国人不愿意做一些切切实实的事情来加强美国产品的竞争力,梦想在汇率上做点文章就能解决问题,而日本政府也没有估计到冷战会结束得那么快,那么可怕的苏维埃帝国会在一个早上突然消失。

  所谓日本政府,实际上也就是指把持着政府的那批高级公务员。日本的高级公务员制度在世界上都很有名,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最值得学习的日本制度就是日本的公务员制度。这个制度很有效地选拔出了一批精英来处理国事,在明治维新以后30年的时间里,日本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岛国通过战胜大清而成为了一个强国,再经过了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成为了旧“国联”的五强之一。日本能以这样的高速发展起来,与其拥有一批高质量的高级公务员(当时叫“高等文官”)是分不开的。

  战后,日本从一片焦土上重新开始建设,还是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再次成为了强国,这次是经济强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取代德国而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强国,其原因,还是因为日本拥有一批优秀的高级公务员。

  人无完人,日本的高级公务员们实际上也是有缺陷的。他们是搞经济的好手,但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只会搞以出口来带动全面的出口型经济,从战前到战后一直是这样。当美国人提出要扭转“强大的美元”的想法时,日本人没做什么抵抗就接受了。不但政治家是这样,就连号称“公务员中的公务员”的大藏省官僚们也接受了。

  事业一直顺利的人,很容易产生自己是全能的错觉。日本人能在短短几十年中就把一块焦土重新建设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件事使得那些政治家和高级公务员们没把拉动国内需求当做一个多么艰巨的任务。他们只想到了日本民族有着东方民族共有的喜欢储蓄的天性,但没有去想为什么日本人喜欢储蓄。除了天性之外,日本人在用钱方面也有很多不得已的原因。战后基本上一直保持着发展势头的经济使得日本的失业率非常低,而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比较平均、公平的分配使得日本人只要有工作,就可能得到一份不算太差的薪水,能够过上还算富裕的生活,再加上东方民族勤劳的习惯,“不劳动者不得食”也就成为了天条。于是政府也就有意无意地忘记了、放弃了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这一块。

  日本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在发达国家中是属于最低一类的,当然日本的税率也低。这种制度不管是在战前和战争中的为战争服务的经济还是在战后的经济高速发展期都没有太大问题,因为不存在就业问题。长期的战争,使得人均寿命很短,“老了以后怎么办”似乎是一个遥远的问题,但进入了和平发展期之后,这些问题都显现了出来:高昂的子女教育费用,老后的生活问题,再加上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平稳期,人们还得担心失业问题,种种原因使得日本人不会因为政府官员或者是几个学者的声音而放弃储蓄的习惯。指望日本人敞开了用钱,首先得加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让日本人没有后顾之忧才行。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的花费只能来源于税金。加税对于政治家们本来就是一个噩梦,而对于以缺乏远见著称的日本政治家们来说就更加是噩梦中的噩梦了。

  在这种情势下指望日本人花钱从而拉动内需是不现实的,应该怎么办呢?结果就是政府出面吹个泡沫当内需。1987年中曾根内阁为了解决日元升值而带来的不景气发表了一个60 000亿日元(按照当时汇率约为460亿美元)规模的“紧急经济对策”,这个经济对策所带来的表面经济指标非常令人满意,1988年经济企画厅的报告甚至把1987年的日本经济称做“实现了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增长”,但实际上增长了的只是地价和股价,结果是弄出了一个空前的泡沫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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