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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天任:东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连载二十四)

第39章 草草收尾,后患无穷

  因为广场协议,日本和西德都产生了通货溢出的现象。和日本不同,德国人并没有什么对土地的迷信,所以通货的溢出在德国并没有造成地价的上升而是造成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曾经使德国成为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国家,所以西德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Deutsche Bundesbank)是世界上对通货膨胀最敏感的,也是独立性最强的中央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不顾美国人的反对,立即采取了提高利率的行动,广场协议实际上崩溃了,庞大的流动资金立即开始流出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只要没有外国的资金流入,财政立即就会破产。1987年10月19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道琼斯指数在一天之内暴跌508美元,下跌幅度高达22.8%,中曾根内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上了帷幕。

  流出美国的投机资金更加大了日本的泡沫,东京股价从中曾根下台时的22 000日元飞涨到1989年12月29日的38 915日元。

  但在下一个营业日,1990年1月4日东京证券交易所的股价就开始了大幅度下跌,泡沫经济正式终结,此后就是长达20年、一直持续到现在的长期的股价和地价的下跌过程。地价的下跌,使抱有大量以不动产作为债务抵押的商业银行出现了天文数字的坏账。

  加上从中曾根内阁之后的22年内,日本更换了17任首相,除了小泉纯一郎维持了一个5年半的长期政权之外,其余全是两年之内的短命政权,其中的宇野宗佑和羽田孜只维持了两个月。除了小泉纯一郎之外的日本首相们不要说没有在宏观上解决日本经济问题的决心和能力,就连解决的时间都没有,而小泉纯一郎在任上除了解决商业银行的坏账问题之外也没有余力去考虑其他的问题了。

  所以,虽然现在的日本人看到韩国的现代和三星集团迅速崛起,而且也知道韩国政府在现代和三星集团崛起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但还是没有人会把希望寄托在日本政府身上,因为公务员们自身是不参与国家政治的,没有有远见的政治家来指导的话,政府不会主动地为企业做什么,而有远见的政治家在日本已经是很久违的了。

  日本制造业的黄金年代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也就是说日本实行修正资本主义路线的时代,应该说,从1982年的中曾根康弘内阁之后,日本开始逐步接受美国式的新自由主义路线而放弃日本所特有的修正资本主义,才使得日本开始失去在制造业上的领先地位的。

  日本制造业企业的海外投资对象一直是偏向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因为日本人在历史上和这两个地区的渊源较深。在广场协议以后日元急剧升值时,日本企业产业转移的首选目的地还是这两个地方。但是美国人对这两个地方监视得很紧,因为这两个地方当时已经有成为第二、第三个日本的趋势,对美出口已经到达了让美国人不安的水平了。正因如此,日本贸易振兴会曾经专门向日本企业发出呼吁让他们不要去韩国或中国台湾,这样日本企业转移的目的地就只剩下了东盟和中国大陆了。

  这样,就出现了日本制造业对东盟国家和中国的投资急剧上升的局面。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JTRO)在2000年对在东盟国家有投资的977家日本制造业企业的调查,70%以上的企业是从1986年以后开始对东盟国家投资的。而在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由于东南亚缺乏日本人所需要的自然资源,日本对东盟国家除了些由政府掌管的援助项目之外没有大规模的投资项目,投资总额一直停留在很低的水平。

  同期日本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水平也很低,这是因为中国大陆是怎么回事当时谁都不知道。别说当时,就连现在还有不少误解。《读卖电视台》有位思想观点颇有些右翼保守的节目主持人叫辛坊治郎,他在这次采访了上海世博会以后深有感触地说:“可能还有不少人和过去的我一样对中国有种误解,总认为中国是个贫穷落后的共产主义国家,这些人应该和我一样去中国实地看看才好。”

  可是在二十几年前,就算是实地去看了以后得到的印象也肯定还是“那是个贫穷落后的共产主义国家”。所以在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直接对华投资的规模并不大,小于日本对东盟五国的投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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