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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非雪:炊烟的味道

  傍晚,推窗走上阳台,闻到一股炊烟的味道。俯瞰下面的小公园,有一小堆残枝腐叶飘升着缕缕轻烟。天然腐物燃烧出的烟味,总是让我内心顿时感应到一层伴随遥远记忆的抚慰。或许是因为祖先在这样的味道中获取温饱的历史太长久,使得我的感官基因中仍保留着对它的亲近。

  小时候有过两个月的乡下生活。那是一个运河边上的小村庄。出村走不远,就能走到河堤。人们叫它老堤。村人住的都是矮矮的土房,村里没有电灯。天黑到什么也看不见了,主人们才肯点上小油灯。油灯捻总是用剪刀一剪再剪,人们每天盯着线捻仔细地切剪,恨不得让它只发光不耗油。外屋是厨房,内屋是南北炕。我去过村中很多人家玩儿,每家的格局都差不多一样。厨房和内屋之间的墙壁中央,有一个放油灯的方孔。这样,一盏灯的弱光可以照亮内外两个空间。坐在炕上,看那挣扎发光在方泥孔中的小油灯,明暗恍惚,宛若身处幻境。

  那是冬天。有时会飘洒薄薄的小清雪。我跟比我大几岁的远房玲姨去捡柴。辽远的清雪地上,偶而看得见细黑的一条落枝。村周围有稀落的小柳树,风大的时候会刮下枝条。出去走一大圈,能拾回一小缕湿幽幽的柳枝。回来放在院子里,晾干作燃料。主要燃料是芝麻秧和棉花秧,还有干草棵。做饭的时候,我总是闹着要往灶膛里续柴。把芝麻秧使劲抖,会抖落几星芝麻,放进嘴里嚼着,享受着烧柴这项美极了的活计。

  这时候,屋里屋外都是炊烟的味道。尽管人家稀落,天空高远,可是那些燃柴的味道却仿佛不肯离人远去,依依不舍地环绕着人家,像是一层冬季黄昏的暖衣。

  饭桌上的东西十分简陋。城市里吃供应粮,虽不富裕,但还有得几样粗细粮食可以换口味。这里却差不多天天同样。早上跟玲姨去磨玉米。她端着瓢底的一小捧玉米粒,带着我去村中磨房。磨房里有一条乖顺的毛驴,眼睛用破布蒙着。玲姨把玉米粒放进磨眼中,对驴说“驾!驾驾!”,驴就开始转圈走。姨非常娴熟地把磨出的粗面扫进瓢中,再放进磨眼,反复着。新磨出的玉米面做成粥,是全家人的早餐。午饭和晚饭有干粮,是用高粱面做出的窝窝头。窝窝头里经常吃出黑硬的像核桃皮一样的东西,那是磨得不够充分的棉花籽。粮食不够吃,那里的人用棉花籽充补。两个月里吃过的东西,记忆里最好吃的不是年三十皮硬如猪耳的混合面饺子,而是新磨出的玉米面粥。至今,再没吃过那么香美的玉米粥。那是真正的粮食香,带着来自泥土的芳醇。

  约一公里外北边的村子里有个小店,出售零碎日用品。那个村子磨香油卖,油坊开磨的时候,如果赶上刮北风,芝麻压成油的香味就飘进每个人的鼻子。大人就说“油坊又开磨了。”脸上荡漾起歆羡的幸福。能闻到好味道,是一件那么愉悦的事。这里的人种植芝麻,可是芝麻油吃得特别金贵。大年夜吃饺子,把筷子伸进小小的油瓶里蘸一下,提出来往醋碟里再点一下。吃起来满口香,那个小污油瓶里的油又不见少,仿佛能蘸用好几年。

  那时我七岁。大人眼中我是个小破孩儿。可是,这两个月的异地生活所经历的种种场景,在记忆里却像密度极高的浓液,三十多年里,时常拿来稀释,成为越来越透明的清水,滴滴剔透。

  三天火车之后,又转坐车厢顶上堆满大包袱大袋子歪歪斜斜着突突跑的客车。一进屋,初次见面的陌生亲人把我抱上炕。鞋带解开,脚上穿着母亲为我的远行新买的线袜。袜子是长腰的,绿地彩条。离开这里的时候,两个脚跟都露在袜子外面。在这段日子里,我的脚几乎跑遍了村中所有角落。

  玲姨曾经带我去北边那个小村。在那个比我高很多的脏兮兮的柜台上边,姨从衣袋里掏出两个红皮鸡蛋,换了一枚金属红头卡。她把红头卡别在我头上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快乐的心怦动得将要使我晕厥。那样的快乐,现在很少能体验到。

  在特别冷的几天里,村中发生一件丧事。一个孤寡老人死了。这件事成为村人奔走相告的大事。他们说“啧啧,怪难受的。什么时候死的也不知道,鼻子都被猪啃了……”。这个老人有个侄子,村人们等待这个侄子来给逝者送葬,每天像等待大人物到来那样翘首以盼。几天后,侄子来了。大家都到村头去看侄子进村。那侄子穿一件蓝色洋服棉衣,棉衣两排扣子,栽绒衣领很宽大。他看见村人在迎接,就开始放开声音哭着喊“娘啊!娘啊!”。村人们护拥着哭侄,直到跟进房门。

  那地方哭丧是有讲究的。自己的母亲若健在,哭姨母姑母伯母丧时,就喊“俺的亲姨啊”“俺的亲姑啊”“我的好大娘好婶子啊”……,他们哭得像唱歌一样有音有调。如果自己亲娘已不在世,哭这些至亲女长辈时,一律喊“娘”。

  出殡的场面,使我在一种极大的好奇心怂恿下和惊恐中大开眼界。那个侄子,披挂着全身大孝,走在棺前,三步一下跪,五步一磕头。还要大声哭喊娘啊娘啊。他的鼻涕和眼泪都在流,脸在冬风里变成青紫色。就这样一路跪拜着哭喊。到坟地的时候,已经听不见他发出的声音,只见他脚步踉跄,嘴唇痛苦地张翕着。这个场面,后来在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重又看到过。

  丧事之后不久,村中有一个婚礼。新郎是村人,娶了外村的姑娘。跑去看婚礼的时候,我发现推着自行车的新郎身上穿的是姥爷侄子——我舅舅的蓝色洋服棉衣。棉衣上斜挎了一条红布,但依然能看出那是舅舅的棉衣。舅舅也是婚龄青年,老人们为了使他显得帅一点好找媳妇,舍得给他买这么时尚的棉衣。在人人穿着家织粗布的村中,他的装备看上去颇为富有。他自己还没找到人,棉衣倒先让别的新郎借穿了。新郎迎新的自行车是村长的。婚嫁是全村大事,用品大家共享。这群生活在小村子里的清心寡欲的人们,让我联想出小型共产主义景象。

  两个舅舅一个姨,都到了婚嫁年龄。但是,因为村子太穷,男丁娶不来媳妇,女儿舍不得嫁出。彩礼要200元,很多家庭都拿不出。后来,听说是以转亲的方式才使得上面的舅舅娶了亲。转亲就是三四家联亲,用嫁女儿给张家得来的彩礼娶李家姑娘做媳妇。中国的老百姓真是有智慧,能创造出这样朴素而辛酸的互助法。还有一种叫人感动却无法叫好的方式,叫换亲。就是两家之间以女儿换媳妇。婚后的亲兄妹亲姐弟,又互相成为嫂子弟妹姐夫妹夫等等。待生出小孩,那姑姑和舅妈就是同一个人。不得已的亲上加亲。亲情浓得化分不开,唯独不知道爱情何从滋生。

  冬季无农活。女人们在家做手工。每家屋里堆着雪白雪白的棉花捆。撕一块棉花,摊平拉匀,然后用一短根高粱秆把它卷成长筒。纺线的时候,把空心棉花筒一根一根续进去,就变成绕在纺车上的棉线。村中女人还聚在一起做一种副业。那个房间叫“皮组”,屋里堆满兔皮边角料。浑身沾满兔毛的姑娘媳妇们,边聊天边拼缝形状各异的兔皮。针脚均匀密集,缝连好的皮块背面看上去像工艺品。我对这项伙计十分迷恋,争抢着要参与。玲姨把一个顶针用手指捏小,套在我的手指上。几天后,我也能缝出和村人一样的针脚来。我对缝补编织的兴趣,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上大学的时候,曾帮助几个人缝被单。有位男生唯一的涤卡上衣口袋刮离前襟,找到我接缝,“皮组”里练就的手艺发挥得几近天衣无缝。

  曾经发过一次烧。玲姨带我去了村中保健所。保健医是个年轻姑娘,她是短发,不像其他姑娘那样梳辫子。她的口音正在脱离方言走向普通话的途中。她给我一小纸包药,那纸包很像现在的一块包装精良的薄巧克力。那个药包,是我在这段日子里见到的唯一有印刷字体的东西。管理这种药品的保健医,在我心目中文明而有智慧。

  还曾到村中唯一的学校上过学。学校只是一间土房。自带板凳。没有课本。女教师的口音也在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几个孩子按照前后座位分成一年级到五年级。开始我在第一排,不几天就从第一排坐到了最后一排。从一年级开始把“毛主席万岁”反复写满一张纸,到能够默写“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就可以坐到最后面成为五年级学生。这句话,我写得倒写如流。我有一支铅笔,一支蓝色圆珠笔,还有一枝红蓝铅。我用各种颜色的笔,把这句话写得满篇满纸。

  十余年前,按照遗嘱,父母把姥爷姥姥遗骨送回那个村庄安葬。那里依然穷困,脏兮兮的被褥仍然是重要家产之一。包括交通费在内,办事总共花费5千元钱,全村人都披白布参加了移葬仪式。上个世纪20年代离开这里的姥爷姥姥,村人都知道他们闯关东的传说。姥爷曾经成簸箕地往老家寄钱,他的侄子们至今住在他置备下的土地上。弟弟认为,那些村人并非诚意来送葬,而是想得到一块白布吃一顿有鱼肉的饭。

  看带回来的照片,有一个穿红衣的女孩儿,母亲说那是玲姨的女儿。她很漂亮,没有时尚成分的天然姿容。看见她的红衣秀发,想起玲姨用鸡蛋给我换的那枚红头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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